(23岁～25岁)
>>>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几十年来，关于精神追求的宣传已经太多，而且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流沙和流水，它除了与某种引诱人们逃遁现实的教义一拍即合外，不符合任何一种唯心或唯物的思想。我们需要精神幸福的现实意义，我们只能站在大地上去拥有天空。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之后的两三年里看到环境由于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如果我们20年劳苦的结果还是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破写字台前，我们始终操纵着震耳欲聋的破机器，住在漏雨的陋室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生活和未来怀有明媚的心情。如果总是不能自如地支付演唱会、夜场影院、健身房、游乐园的门票，我们就会觉得青春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就会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有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追求物质幸福，使自己的生活基准超过平均线。如果25岁之前，我们没有沉重感，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永久地潦倒下去。别为自己过去没有培养起成年人的健康心理而胆怯。这个年纪，为了成功而稍稍调整一下步履，还不算晚，也不算太难。一切只要我们敢于去做。
□做成两三件小生意，比沉迷于一桩天方夜谭般的伟业要聪明。因为，现实的目标会带给我们收益，不现实的目标，无论多么诱人，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1990年春天，刘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结识了毛泽东的一位表侄。这位“国侄”手里有5 000万人民币，正在寻找贷款客户。如果帮他找到客户，经纪人可得到5%的佣金。我告诉刘，且不说紧缩政策下处处缺少资金，找不到要钱的公司实属玩笑，就是这么大的数字掌握在私人手中，也足以令我们生疑。然而，刘初操生意，并为250万佣金所吸引，所以依旧南北奔忙。10个月后，他一无所获，而且倒贴了些钱，因此渐渐心冷。
同一时期，何在储运人员的协助下，转卖给一位法国观光客100辆新型自行车，又从画廊回扣中挣了两份钱，这些钱加起来，一共是3500元。这在当年，已可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何还有做导游的固定薪水以及客人们偷偷给的小费。比起刘的计划收入来，何的全部所得显得过于平淡，可是他却实实在在地把计划变成了现实。
为虚无缥缈的营利目标奔忙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初涉生意或者身在生意圈但却从未深入某桩具体买卖之中的人。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形势不甚了了，又不打算脚踏实地地首先弄懂相关的常识。他们总是一站一站地奔跑，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无所收获。实际上，有经验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在不着边际的机会前停留。而在其投以精力的生意中，他们对每一个细微的枝节末梢都了如指掌。他们在做前者不屑一顾的小事，而且对前者的自我陶醉不禁暗笑。
在我的企业工作经历中，我曾见过各色各样的所谓要做大事的人，专门倒卖塔楼的，倒卖奔驰汽车的，炒七位数美元的，要开科工贸一体的大公司的，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未曾看到过他们为此真正风光过，只是几经窥见了他们曲张的虚荣心、极端横流的权欲和情欲。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尚老的国家，自古又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10年不晚”的说法，那么24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积累经验的年纪。我们不必急于求大功，发大财。不妨耐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体尝一下成功是什么滋味。另外，20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民众生活的一般水准并不高，大多数城市人的月收入700～1 200元，如果我们可以超过这个平均基准两倍，那么我们就完全过上了较为自在的生活。我们的知识，特别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还没有使自己具备走出国界观光和生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行踪只是局限于这样一个低消费的国家时，月薪2 000元就完全可以当做我们突破贫穷的最低目标。
如果不懒惰，不好高骛远，任何一个掌握着一种小技巧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1991年，杜在一家服装公司做案工，但无论那些以计件报酬支付薪水的条规多么动人，可谁也打不破老板控制工人收入的巧妙限制。于是，她决定在业余时间想想办法。她弄来了一些边料，自己精心拼凑设计，做成了许多漂亮衣服，并挂到了好朋友的服装摊位上。由于样式是惟一的，所以一个月卖出7件不成问题。在当年，这些衣服的平均售价是45元，减去10元成本，还剩35元，交给摊主5元意思意思，每件衣服可以净得30元，7件210元(业余收入)。那一年，北京白领的月薪也不过是300元。
假如有一个真实的发大财的机会，我们当然不必避而远之。我们只是说，对那些来历不明，在经济惯例上不能自圆其说的机会，没必要为之动心。这些年中，商业圈里徘徊着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必须在对一桩事情决定信以为真之前，仔细审视一下向自己提供信息的人。后来，我曾在北京黄庄的一家旅店里，见到了那位“国侄”，是黑瘦的干巴老头。他缩在墙角里，自言自语，始终不停地翻着一个密密麻麻的电话本，并用一只手挡住不让别人看。他的眼里闪着神经质的光芒，这样的人，我们怎能相信他？
□矢志于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同时观望几桩买卖。这样，我们既不至于心神分散，又不会在一条死胡同里，消耗掉全部时间，失去其他的成功机会。
黄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富有和少年得志，也不是他的朝气，而是他的一句话：“我不喜欢做我不熟悉的事情。”黄在光大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供职，他和我认识，是因为一桩由我介绍的房产生意。这是一桩楼房租赁交易，这座楼房原先的经营者在进行内部装修时半途而废，留下了27万元的乱账。于是，在整个交谈中，黄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妥善摊划这笔乱账上。他的目标就是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建筑、装修、房产地产，并用与此相关的经验和技巧，使这桩房产生意得以完成。至于日后承租者的经营，黄根本不打算插进一足。他对经营一知半解，陷进去很有可能是白耽误时间和精力，根本挣不到钱。珍恩·卡莱尔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愿意鼓励每个人都变归同一个类型，我宁愿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个圆圈，劝告他们不要踏出圈外，而尽力发挥独特的自我。”黄正是这种不出圈子的人。
但是，假如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把精力放在一桩生意上，恐怕他既不会给雇主带来利益，也不会使自己得到更高的报酬，他必须在圈子问题上显出保守，而又要把全部胆识和开拓精神，集中在圈子内部的全部开掘上，做到数事并举，东边不亮西边亮。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一起买卖明显没有成功可能性时，无论它多么令人神驰，我们都必须立即彻底地把它忘掉。别在死胡同里一意孤行，而且，我们越早知道这条胡同是通还是不通，就越对自己有利。换一条胡同走走，或许会走通。那位倒贷款的刘，接到我的回话后也曾将信将疑，但是5%的手续费的诱惑却依旧弄得他不辞劳苦地从南京跑到郑州，又从沈阳跑到北京，此事无成，一了百了，把别的机会也耽误了。或许，这与他刚刚从医护工作辞职而来有关。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圈戒”，而且对新圈不熟悉。
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在某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其下属的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20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做富翁。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6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欧里森·史威特·马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王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沈是一位青年医生，1985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他的经验是：“你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你最容易成功的事情。”
可是，毕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却杀进了我所在的饮料公司，干上了与机器设备全无关系的生产供应业务，终因无功，被排挤到仓库去看守货物。最后，他无法忍受这种待遇，再度出走。我们的交情还可以，但我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1989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25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万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万元。而我还不到30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 000元/㎡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私人所有权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那些富有的国家里，政府人员的富裕线，通常是偏低的，可是在中国却常常相反。实际上，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岗位干部，如果把国家给予她/他的方便和待遇折为金钱，她/他的生活就将比普通人好得多。他们只是在账面上比摊贩和沿街叫卖的手艺人少几十块钱。
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销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做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做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做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做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25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做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1987年盛夏，我在北京某商场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应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卖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Com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持不要第一笔佣金会收到绝好的效果。
在领取佣金和索贿受贿之间有一种难以理清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那我们便无权借工作之便，收受这些奖赏。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没有因此而牺牲本国和本公司利益，那么我们无妨接受这种礼金。如果明知一起交易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们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那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鼠目寸光的私欲已将自己引入了陷阱。外方可以因此永远胁迫我们，做更多的不该做的事情。有许多外事经理正是因为不想再受洋人摆布而被行贿者残忍地揭穿了的。他们大都还在狱中，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们前面还曾提到过一种挣洋钱的办法，那就是离家渡海。即使是最苦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存上1 000美元。不过，最好还是拿回家花这些钱，既是主人，又像个富翁。
最后说一句，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企业主，千万别把眼睛只盯在国人的腰包上，那太残酷了。去挣美元吧！
□寻找一个使我们信任和倾心的人，支持他，帮助他，使他大获全胜，然后与他共享幸福生活。成功经常属于集团，集团里面需要主帅，也需要助手。
发财并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自认为还年轻，或者24年的成长经历注定我们不适合自己去主打天下，只适合做个参谋和副手，那么不妨去寻找一个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给予其帮助的人。这样，对自己更实际，也更有利。打赢几次，我们有了经验，也有了当然的报酬。打败几次，我们有了教训，损失的钱完全由主人承担。事实上，许多成大器者，青年时代都曾做过助手，用别人的钱，练自己的兵。
做助手，对于女人来说尤有现实意义。女人大约在23岁时已达到知觉的顶峰，此后不会像男人那样继续前进，屡进屡智。她们24岁时就已渐渐明白，世界是男人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天才和运气，她们便很难再得到什么。我不想谈论女权问题，只想重申，在这个已经如此的文化传统中，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青春要完成一种转变———从“梦想做操持世界的主人”向“通过贤内助的方式间接调配环境的妻子”转变，而所谓男女平等，不是半边天对另外半边天，不是体力、智力、工作职位上的均同，而是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一个女人领受了上苍造就的柔弱的身躯和后天文化铸成的受式心理，如果她能独自打败前进途中的拦路虎，那简直是件难以想像的事情。但是，假如她选中一位她所信赖和爱戴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为他磨砺刀剑，制造铠甲，提供粮食和淡水，给他以每时每刻的鼓励和安慰，这位武士就会比其他只身一人的武士要勇猛，这对合而为一的夫妻也会在荆棘丛生的旅途中和谐而快速地前进，并在终点一起分享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女人或许会在半道上被恶狼吃掉。假如做助手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做“牺牲”，那么请注意，这种牺牲会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回报。
1990年前后，我在杭州、北京、哈尔滨对20位卖淫女孩做了调查。她们有的发了大财，那时的每月存款即可不低于1 000元，可那种紧张的精神压力和淋病的折磨，却始终追逐着她们。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于是，除了卖淫，没有别的更快捷的办法，她们只得铤而走险。
而另外一些本分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则劳累和拼搏，以便求得独立的财富。但是，她们却很少成功，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成见和限制。
所以，女性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附丽于丈夫身上，滋润他成为大树。自己化为藤，增添他的美丽，而且最后的生长结果，藤不一定比树矮，甚至常常高出一截。最后，让我们记住M·K·芭宁写给《四海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的老板将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但是在家里，在早餐的时候，在床头，我们应该鼓励他，‘你可以成功’。向丈夫说‘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的妻子，只会使这句话更快地实现。”
□热忱、不服输、推销自己、现实、服务、继续突破。商业战场上几乎无一不变，但唯有“热忱七大原则”天长地久，千古不息。有了它，面包总会有的。
P·H·怀亭在《售货的五大原则》里说：“避免和那些闷闷不乐的人交往，那些缺乏热心，那些把他们的脚步和心思消磨在天天不变的例行工作上的人。”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追求成功的人应该多与已经成功的各路英雄为伍的同义语。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各种机会，各种渠道，争取亲眼看到成功者，而且别忙着让他们签名，别一张嘴就问一些傻话，请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周围，看看他们是如何应付这个世界的变化的，看看他们身后若隐若现的某种依靠。只需这么一点点接触，我们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了一种与之相似的精神，甚至我们还会不自觉地学着用他们的手势和口气。他们坚实的信心和超脱的沉静，会点拨我们，使我们调整步伐，确立一种天天向上的热忱。这些影响，是那些心灰意冷或亢奋不已的人所无法给予的，他们的情绪是低落的或是荒谬的。在24岁的年景上，每当自感弗如的情绪袭来，别自己闷在家里，别去找落魄的朋友喝酒，去找一位成功者，让他具有感染性的工作热忱，让他的三言两语，赶走我们的坏情绪。
奚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时，奚曾打算要在第二职业方面(Moonlighting)有所作为，丰富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几次努力失败后，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婚姻生活。奚告诉我说，他尝试了七起生意，都失败了。可是我却在想，也许第九次他会成功。爱迪生在发明白炽灯第1 200次失败时，有人不无恶意地提醒他说：“先生，你已经失败了1 200次。”言外之意，再干下去，只会使他更加名誉扫地。但爱迪生回答说：“我准备失败一万次！”接着仰天阔笑。列文曾说：“笑总是表达着人类征服失败的自信和能力。”爱迪生正是以笑和不畏失败的热忱，实现了他的设想。他的白炽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我们无法想像，假如爱迪生在比如说第998次失败时洗手不干了，那今天世界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相信失败是永恒的状态，只要我们不服输，一个希望就埋在未来的一个日子里。
在生意上，谦虚不能带来任何好效果，歌德说：“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别把客户惹恼了，我们就没必要低三下四。应该尽量把自己的非凡能力和光荣历史讲给对方，推销自己。在中国，经济工作的5%是运用纯粹的工商经验，15%是与法律周旋，而80%则是人情关系和相对的自吹自擂。一般说来，民众和周围的人记住我们的错误，无论是速度上还是持久性上，都要比记住我们的优点来得容易。如果我们选择以官宦之路来改变我们的物质境况，那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就显得更为重要，缺点根本不需我们自己念叨，人皆有眼，优点可就只有靠自己推销了。
张不久前与我谈起他和吴打算承包一个广告部，可是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却发现他几乎对广告常识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皮毛知识。于是，我对他的成功性表示了直率的怀疑。一个人不可能在对到达率预测、摄影棚、广告代理、电视台播放规则等等业务常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挣到钱，工商厂家会因为在合同谈判中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的无知而取消签约打算。在商业交往中，我们常常遭到客商的拒绝或冷遇讥笑，一般正是因为自己在某句不该出错的行话里，出了闪失，使对方怀疑自己是个“二百五”，因而不敢冒险与我们合作。张从前曾打算做许多大业，但都因对改善自己的经营常识缺乏耐心而半途而废。含糊的生意知识不仅无法给公司，而且也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只有对自己的业务了如指掌，才会加大成功系数。
好的生意人懂得发财必需什么，那就是交换和代价，即互惠和妥协的现实原则。为了使一件买卖成功的可能性不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想像中，我们就必须以互惠作为联络对方的基础，并通过妥协做出一些牺牲。但为了尽量缩小妥协的范围，又必须寸土必争，所谓犹太人生意经中所说的“叫价要狠”。在交易条件上的宽容主义，未必能引出对方的合作愿望，相反却会被人误认为是软弱可欺。另外还要知道，成功需要赌注和先期冒险投资。当然，如果我们总是像个蹩脚的赌徒一样，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上滥下筹码，我们就会在收支上失去平衡。可是，如果我们像个吝啬鬼，决心不花钱多办事，一顿必要的饭钱也不掏，那我们收就会像支一样，也都是“0”。最后，我们的现实原则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胆略———走在法律的边缘上，这几乎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成功秘诀。它使我们经常地别出心裁，一鸣惊人，又使我们总是避免真正触犯法规，换句话说便是，要在合法的范围里，最大程度地运动。总之，现实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妥协，而又寸金必争”、“有出，才能有进”、“法的边际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倡导“开通的自私”，其中的一层含义是，社会允许无害于他人的私心合法存在，另一层含义是，只有“开通”，人们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私”。如果一个人总是从私到私地想问题，算小账，我们不能说他找不到财源，事实上现在成千上万的小业主已经发了财，但这也正是他们永远是个小业主而不是私营企业家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聪明些，不妨向私的反方向想开去，想想怎样能使顾客感到温馨、舒适、眷顾，这样我们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回报，更多的私。大发其财的玫琳凯说：“帮助别人是一个最真挚的创业原则，我愿意以我的一生为之赌注。”是的，为别人服务的原则，应该左右我们的私心，它不仅是创业原则，而且也是守业原则，它既是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又是利己主义的真正保障。
成功者总能把握住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总能继续开掘，另辟蹊径，创造新机会，但平凡的人却总以为路已走到尽头。球星们之所以与普通球员不同，就在于他们把别人必须调整步伐和身体姿势才能完成的任何一次射门机会，都看做是理应射门的最佳机会。80年前，希尔顿创办了希尔顿旅店帝国，他发誓“要让每一尺土地都产生出金子。”在别人看似已经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现状之中，老希尔顿依旧不知足地寻找生长金子的缝隙。当他以700万美元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的控股权后，一切快速地运营起来。人们渐渐地认为已再无一点潜力可以挖。但当老希尔顿一次次徘徊在酒店前台的大厅里时，侍者们便预感到又有什么新主意已跳跃在老板的脑海里了。这个预感不错，希尔顿发现，大厅里的四根空心通天圆柱，在建筑结构上没有支持天花板的力学价值，于是他叫人把它们改建成四根玻璃装饰柱，里面摆满漂亮的玻璃展箱。当这些玻璃柱被纽约著名的珠宝商和香水商租用后，老希尔顿坐享其成，一年就收到2.4万美元的租金。每一根柱子都成了一条财路。世界只有起点，没有终局。所以不要相信全面萧条和终局的说法，继续突破原则会创造更好的明天。
有趣的是，热忱(Enthusiasm)的原始希腊字源的意思是“神在其中”(God Within)。实际上，热忱是一切成功的底蕴，也是一切企业家和追求物质幸福者必备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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