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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烦恼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得不到理想中的有情人，另一个便是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美差。这两个生活内容占据着我们每天的绝对时间和大部分情思。可想而知，如果长年累月我们必须与自己讨厌的人和烦恼的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该是多么难以忍耐和不幸的事情。所以，解决好职业与工作兴趣的问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时，我们应该弄清楚自己究竟爱什么，以及所爱的那件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便去寻求这样一种可行的职业。许多人认为，寻找所爱的工作就像寻找值得爱的人一样，纯属天方夜谭。他们把工作好坏的标准降到了有多一点的奶就更加像个好娘的水平。钱少的工作不可爱，他们边干边骂，钱多一点的工作可爱一些，他们边骂边拿钱。实际上，他们爱的是钱，不是工作。而把钱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不会发现美差。因为除了拿到高薪的一刹那他们咧开嘴笑一下之外，赢得这笔薪水的工作却并不让他们开心，也从没有使其津津乐道过。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对一个喜欢自己工作并认为它很有价值的人来说，工作便成为生活的一个十分愉快的部分。”好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地位和薪水，而首先应该是其本身对于我们兴趣的影响，这正如一个人满足于一杯可口的咖啡。一方面，我们要尽量争取高薪以消灭贫酸，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自己爱不释手的职业，此两者合而为一，才堪称有了“工作幸福”，堪称得到了美差。不过，当两者不可兼得时，我们最好应以后者为重。特别是当我们酷爱的职业比不喜欢的职业仅仅少几百块钱时，我们完全可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就当是每月花去了几百块钱，为自己购买来了工作快乐。而且，我们少拿了些钱，选择了心爱的职业，很有可能因为以后长期的尽心尽力而有所成就，甚至发了大财。

　　在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继续从事现有工作，发掘它的价值，以增长兴趣。这种选择有似先结婚，后恋爱，可行而且方便。第二，试着找到更适合于自己的新工作。这种选择很艰难，但很刺激。第三，哪儿也不去，混日子，终此一生。这种听天由命的“选择”，是青春的一种敌人，半数以上的人将被它击倒。这是一条我们应该鄙视的道路，但最糟糕的是，我们都因一致认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不得不”而对它听之任之。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它对于青春和勇气的害处，只是来揭示一下它的一个副作用，即，混日子对整个社会的工作心态的破坏性。

　　我在北京某工厂任职时，常听厂长批评员工和其他属下“素质太差”，后来又普遍听到各个科长和主任相互诋毁，说对方“素质太差”，最后我又惊奇地听到车间工人抱怨其他人“素质太差”。这个人云亦云的口头禅据说至今还在那个工厂流传。这就是说，这家2 000人的大企业中全体人员的素质都很差，而每一位念叨这句评语的人自己却不在评语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环境呵，每个人都淹没在相互毁誉和推卸责任的坏情绪之中。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对手头上的工作缺乏兴趣，认为它既不能陶醉自己，又不能改善生存状况。而且他们既不愿挖掘现有工作的乐趣，也不打算勇敢地离开那里，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泡在那里煎熬岁月，并把无心对待工作所造成的整体恶果指责为“别人不能干”。为了显示高深，最该首先受到批评的人，却在热衷于批评别人。

　　现在，这种坏情绪污染已不只是一个工厂的事了。它已蔓延在北方、中原、广大的内地，成了破坏国家建设的一个严重的事实。人们普遍对于工作没有兴趣，并且既不培养兴趣，又不想跑到沿海或者海南岛去冒险，更不敢杀出国界去大干一场。大家只是站在原地，相互乱骂，却没有多少人为改变社会环境去做耐心的工作。

　　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昆德拉塑造了一个为自己的工作而着迷的医学家斯克雷托。这位医师很想自由地周游世界而不钉死在捷克一个地方。可是，他必须打消游乐的念头，因为他毕业时的宏伟计划未竟，他还要继续他的伟大事业。他用自己的精子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和自己一样智慧、正直、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能在未来使捷克变得更美一点，人和人相处就像在兄弟之间。当他那受尽政治迫害也同样迫害过别人的密友———职业革命家雅库布，就要永远离开祖国去西方国家寻找新生时，斯克雷托在大篇温柔的话语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哪一个做了什么使祖国变得更好？我们又做了什么使它更适于居住？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正感到安适的国家？

　　中国和捷克曾有过共同的制度背景，因此斯克雷托的这些话语也同样可以叩问我们。我们中国最糟糕的不在于积重难返的体制，不在于北方遏制不住的黄风和大河上下的滚滚泥沙，不在于近两亿多文盲和暴涨的人口，也不在于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利，最糟糕的是我们失去了很好的工作心态，被坏情绪污染了。

　　制度改革和环境的状况，说穿了都是社会心态的产物。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劳动生活的价值，不去寻找我们乐于挥洒汗水的行业，而是耗在一份别人送来的，或者是法定继承的工作之中，同时又散发着无休止无目标的抱怨，我们就永远无法从退却转为进攻，国家就永远没有家园的含义，个人也就永远停留在无所事事之中。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是对于国家欣欣然春天般的成长，还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健康，都是有益的。不能再拖沓下去了，赶快决断这个问题！

　　>>> 结婚，还是独身

　　婚姻在每个年龄段上有着不同的味道和颜色。如果18岁能有婚姻，该是阳光明媚的。而23岁的婚姻属于理所当然，但婚后不久便会发现平淡。26岁的婚姻是仓促的，婚前就已经觉得后悔，但并不因此而毁约。30岁的婚姻是艰难而多舛的，条件也要得现实，好收入，稳定的工作，初具规模的社会地位。35岁的婚姻是迟桂花，温馨得很，缠绵得厉害。40岁以上的婚姻，按钱钟书的说法，是着了火的老屋，扑也扑不灭。

　　从生理上以及从促进心理成熟的角度而言，18岁应该是婚配的最佳年龄。如果从心理成熟度、责任感、经济能力上讲，25岁结婚最合适。而如果想体尝到青春婚约的滋味，26岁已是最后一站。错过了这个机会，漫漫的等待和变了调子的颜色就会与我们的心理不相适应。如果这个年龄时我们还在结婚还是独身的问题上犹犹豫豫，那么弊端就会出现，一些人后来终于捱不过岁月的消耗，匆忙寻一个配偶，将就终身，另一些人不得不过着独身生活，而内心里却渴望家庭，还有一些人，灵魂在街头昏暗的灯下流落，六神无主地不知去向。

　　渴望家庭温暖而结婚和酷爱自由而独处，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渴望家庭而又不能拥有，乐于独居却被迫婚配，那么这种勉强的生活则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孤独，需要拥抱，凡事总须有人帮助商讨，如果我们不能对身边走过的对对伴侣所传达出的诱惑漠然处之，不能抵抗住适龄而婚的传统的催促，同时又发现了一个被自己爱慕的人出现在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应该结婚，并以家庭的形式滋润自己的灵魂。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热恋过去后的平淡、夫妻纠纷的麻烦、家务负担，但至少对自己的寂寞，家庭的建立是一种最好的安慰。

　　假如是处在这样的心态下，独身状态便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该静静地想想看，为什么我们那样期待家庭，但却没能实现这个心愿，不妨翻翻这本书的前面一些章节，检讨一下自己的性格和爱情方式。

　　否则，今后的日子将苦不堪言。

　　不得已独居的男人，往往在花费上为追求轻薄的快乐，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和大量无可收益的时间，他们大多数人在中年时期便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枯萎。女性的反应就更为恶劣，会变得异常怪僻，神神叨叨，善变不定而易冲动，恋爱中疑神疑鬼，惧怕失败，手淫使声音变粗，并且早早处在了更年期心态。

　　大凡独身者，都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失意型：包括暂时或永远没能找到适合的配偶的人。

　　缺陷型：包括粗心大意的人，无性趣或过分胆怯的心理障碍者，生理缺憾者。

　　变态型：包括纵欲者和同性恋者。

　　信念型：包括新生活论者，禁欲主义者，婚姻坟墓论者，奋斗者。

　　实际上，失意型的人都应该努力寻找归宿，去过婚姻生活。

　　缺陷型的人，生理和心理不甚健全。对异性同性都没有兴趣的人，缺乏做人的灵犀和柔情，反感性的人则怀有仇恨注视着世人，胆小如鼠的人实际上对性与婚姻有着强烈的欲望，但他们却让这种正大光明的愿望，躲在黑夜里。

　　变态型对于中国的公众生活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陌生。在中国，露阴癖患者和由于精神问题而导致的极端纵欲者，会被关进拘留所和监狱，而不是被交给医生。实际上，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为人谦和而本分，甚至是社团的模范人物。同性恋是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一言难尽，我们很难断定这种天性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是真的有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常常被议论为令人恐怖的怪人，在别人的戳戳点点下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因而他们的心情是阴郁的。

　　在信念型中，禁欲主义者在花一般的世上，却抱着吸引自己和其他人过那种所谓的“纯洁生活”，因而婚俗在他们眼里是一件罪孽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家庭的任何积极意义，也不认为夫妻情爱是一种美和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仅仅认为，婚姻是一种发泄性欲的合法出路。把婚姻视为爱情的坟墓的人，对于婚约有一种颇为浅薄的批判意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多半是因为自私和轻浮，在一段浪荡的独身生活过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鱼尾纹比别人出现得早，皮肤也失去了水分和光泽。而那些为了伟业而远离人爱的君子，成功之后自有一番得意，但在日夜奔忙的竞争中，他们就像独臂将军，一只手要充当两只手的用场。

　　看来，只有一种人堪称健康的独身者了，即，新生活论者。他们做好了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的准备，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自己面对疾病，自己做三餐，换煤气罐，交水电费，清洗衣物。他们和自己钟爱的异性伙伴们过着自由自主的理想生活。

　　他们建立起单身家庭，并努力着，欲与传统的夫妻家庭平起平坐。以此，他们求得了家庭中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他们拥有自己的性伴侣，并认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方式，更利于长久相爱。

　　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来说，爱和孤独都是享受。对于健康的独身者而言，能够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无论多少风雨都一肩担当，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幸福观。但是，由于独身主义有悖于千百年来的婚姻传统，因而呈现出了特殊的复杂性(此问题将在第五部分细论，这里不做更多的阐述)。

　　1991年早春，我在李银河博士组织的一次独身者调查中，结识了23岁的高和19岁的马，她们都决计要过独身生活。高认为婚姻是坟墓，马觉得自己秉性多变，不可能专注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不使她们反感，我曾小心翼翼地告诉她们，因为没有面临社会习惯和父母催促的真切压力，没有感受到活生生的性的热烈，没有成年人那种找不到听自己说话的人的孤独，这样的时候谈独身，未免太早了。应该到26岁，当情感经历已迈过一道门槛，过去的都已化为经验，未来的已可以眺望，那时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该独身。而26岁之前，很多人都曾有过不结婚的打算，但跨过这个年龄，却纷纷一笑打消了那些少年的呓语。

　　当然，高和马都没等到26岁，而是在25岁那年先后结了婚。

　　26岁真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唯美主义已不再是择偶的首要要求。年龄告诉我们，闪光的不全是金子。我们还悟出，脚踏两只船实际上并不会鸡飞蛋打，它的结果有害于他人，却对自己有利。我们已不热衷于了解配偶的一切，以便保存心底的安静和对美丽假象的钟爱。突如其来的爱已再不可能像18岁时那样，迷乱我们的心房，我们可以放下它去做工，回家之后再拣起来亲昵。

　　26岁，工作、性格、婚姻，都应该是某种终结。由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岁月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去领略新的局面，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筹划未来的日子。

　　26岁，我们见到老朋友，常常叹息说：老矣，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