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频道_新浪网

　　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要胜利，必须夺取敌人控制的全部国土空间。但由于敌强我弱，我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在国土空间中，敌人的重点是控制中心城市，使得城市成为敌人反动统治的中心。毫无疑问，夺取国土空间的重点应当是夺取城市。但是，城市又是敌人统治力量的重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夺取它，也就不可能首先在城市立足生根。因此，夺取国土空间，只能走先夺取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这样道路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战争谋略运筹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内容。

　　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为了完成俄国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市。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经历了腥风血雨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了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后，又面临着武装斗争走什么道路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切围绕成功地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照此理论实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但这些理论和经验是不是适合中国的情况?北伐战争采取的长驱直进、寻求会战、逐个攻城的办法，是不是适应农民起义武装本身的特点?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应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运筹，开创了前无古人的道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历史贡献。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但是，由于当时统治全党的“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使毛泽东的道路谋略不仅未被中央接受，反而被指责为“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这就极大地阻碍了道路谋略的发展和运用。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相继爆发的蒋桂、蒋冯、桂粤、蒋冯阎等军阀混战，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经过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4个军约10万人，赤卫队员10万余人，在江西等十几省的300多县中，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这种“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势和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对道路谋略认识的深化。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联系起来，在认识上又产生—个飞跃，于1930年1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谋略初步形成。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样，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谋略就基本上形成了。

　　探索和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固然不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并正确运用也很不易，可以说，如何用得好这本身就需要高超的智慧。

　　如前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道路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以弱胜强的谋略主要表现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通过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我党在全国十多个省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建立了30万红军正规军，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了“星火燎原”的大好革命形势。但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指导，最终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多数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作了这样的表述：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加上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至抗日战争后期，我党共在敌后开辟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形成了依托根据地进行大反攻，收复和夺取城市的大好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谋略获得最后成功的时期。在战争准备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通过收缩江南兵力，依托华北解放区，创建东北根据地，使我党我军占据了最终战胜蒋介石、夺取中心城市的有利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依托解放区广大乡村，进行内线作战，并通过有目的地放弃一些城市，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战略进攻阶段，我军不仅依托广大解放区，而且挺进中原，在战略外线创建新根据地，首先夺取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尔后夺取敌占中心城市，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谋略在理论上的系统阐述，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全面总结10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重要论断。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联为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的条件；第二是大国的条件；第三是今日的条件。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同年11月，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各自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先占城市，后进攻乡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至此，农村包围城市的宏谋大略就完全形成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以迂为直”策略的集中体现，它巧妙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逐步积蓄革命力量，逐步夺取国土空间和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要夺取敌人控制的全部国土空间和整个国家政权，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首先夺取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有利于我军生存、发展、积蓄力量。因为有了回旋余地广大、地形复杂、具有供给能力的农村作依托，能使我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可在不利条件下保存力量，待机破敌，又可在有利条件下选择良好战场，歼灭敌人。特别是有了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作靠山，就使我军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二，它可以破坏敌人统治的基础。一方面，我们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可以从根基上铲除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光辉示范作用，必将对敌占区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不断提高对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认识，促进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便于我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第三，它可以锻炼我党管理国土空间掌握政权的能力。通过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不断地制定、实行、检验治理国家的政策，积累治理国家的经验，培养治理国家的干部，这又为我党夺取全部国土空间和整个国家政权并迅速治理它奠定了基础。

　　第四，它有利于最终夺取城市并加快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进程。我先取广大乡村，运用的是“避实击虚”之策略，容易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后，就使敌占城市陷入“釜底抽薪”的困境，成为被人民战争四面包围的“孤岛”，也就容易被我夺取了。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来夺取国土空间和国家政权，虽然是一条迂回曲折之路，但它却又是一条以巧制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利益去实现战争目的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