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个儿子。现在已都各自成家立业。在他们成长发育期，我专心于我的医疗和研究，因此，家务活全都有妻子包揽。如何让孩子长大成人，我从来无暇顾及。自从孙女出生至今，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已经7年。看到孙女一天天长大，才让我重新认识到：孩子的成长原来是那么快。同时，还让我吃惊的是：和我们成长的大正时代相比，现在完全不同了。

　　由于父亲是贫穷的牧师，全家人吃的是蛋白质极少的粗茶淡饭。并且，在当时，父亲为了维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活，每天都得拼命工作。

　　在严寒的冬天，我家只有一个火盆，耳朵、手脚都被冻伤了。由于皮肤溃烂，袜子和伤口粘在一起，无法脱下来。于是，洗澡时，就穿着袜子把脚伸进水里，等袜子和伤口能够分开时，才慢慢脱下，然后才把全身泡进水里。

　　到了昭和时代，战争爆发了。大米的配售减少了，盐也只有一点点，白糖几乎没有了，也没有牛奶，当然，咖啡也无影无踪了。不过，在这种营养失调和饥饿中，还是幸存下来了。

　　只有象我们出生在明治、大正时代的人，才能够有感谢上天“我终于活过来了”的心情。也才能充分体验到物资缺乏时的绝望、悲伤和寂寞。

　　可是，现在一多半日本人却对战争一无所知。现在，虽然通过电视看到在海湾战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死的死、伤的伤，觉得太悲惨了，却似乎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常常受到他国的责难，被认为是缺乏国际意识、自私自利的国民。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我现在82岁(1993年)了。全身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不舒服，睡眠时间仍然在五、六个小时。不仅是圣路加国际医院院长、圣路加护理大学校长，而且还肩负着其它几个团体的经营重任。为此，每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走。身体上并未感觉到有衰老的迹象。不过，不知道我未感到的地方会有什么问题。问了身边的家人和秘书，他们毫不讳言地说，当然有衰老的迹象。

　　我在过了70岁时，感觉到自己开始衰老了。我在作品《老之将至》(朝日新闻社1985年刊)上有所描述。有一次，拿得好好的稿纸却从我的两个手指间滑落而下，让我大吃一惊。我感叹道：人生的秋天终于来了。那时，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老了。

　　在日本，一般把65岁以上定义为老年。我是医生，所以，我也想记录一下自己65岁时的衰老现象。我一边工作，一边观察自己：视力是否下降了，眼界是否变窄了，听力是否变弱了。有幸的是没有多大变化。到了66岁、67岁，直到70岁时才出现了稿纸滑落之事。那是由于衰老使得指尖的感觉迟钝的缘故。

　　上了年纪，身体会如何变化呢？就像我那样，知觉会变得越来越迟钝。由于手上的皮下脂腺分泌减少，对稿纸的感觉不敏感了。在圣路加护理大学毕业典礼上，我将毕业证书一一发给学生，并与他们握手，他们的手非常滋润光滑。

　　老年人的综合病症之一是容易跌倒。特别是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身体平衡感变差，就像刚学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小孩，以碰到什么，或被什么绊一下，马上就会跌倒。并且，由于骨头变脆，一跌倒就会骨折。

　　第二是小便失禁。即遗尿。也就是说不能自己控制排尿。特别是女性不到这个年龄，也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在我医院里专门设立了尿失禁门诊。有位妇女来到门诊，说了自己的烦恼。她很喜欢穿和服，可是，由于尿失禁，怕把衣服弄脏了，而不能穿。现在，尿失禁可以通过药物、运动锻炼或者手术来治疗。而却有很多人独自一人在为此烦恼。在欧美，寝室旁边就带有洗澡间和厕所。不像日本，当有人在使用厕所时，其它人只能在外边等待，以至于忍受不了。这种事，在欧美是很少见的，即使内衣弄脏了一点，自己就可以在洗澡间收拾。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的住宅是不适合老年人居住的。

　　第三是痴呆。让居住在一起的老年人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绝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让头脑、四肢活动的话，老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让老爷爷给树浇浇水，让老奶奶插插花，让他们都承担一些责任，这是防止痴呆的最好方法。

　　释迦牟尼说，人一辈子要经过“生老病死”四个痛苦。可以说，这四个字就代表了我们的命运。我想就其中的“老”，谈一下我的看法。日本人的寿命，在半世纪以前，二战结束时还不到50岁。长寿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在当时，“老”不是什么问题。释迦牟尼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人的寿命还没有这么长的时候，他就把“老”作为问题提出来了。

　　人和其它生物的最大区别，可以说就是衰老。

　　鲑鱼产完卵就死亡。昆虫生殖一结束，生命也就终结了。也就是说，它们和衰老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人却不一样。以妇女为例，虽然绝经了，但是还可以活三、四十年。真正的中年期才开始。此后的衰老就无从避免。而且，不管是谁都不得不接受衰老这个事实。但是，接受的方式却因人而异，同时，对人生的理解也就千差万别了。

　　有位病人抱怨说“我为什么得这种病啊？”

　　前几天，来了一位艾滋病患者。他说，大约在六年前，做骨折手术时，不巧，输血用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而感染上了艾滋病。当然，现在不会发生由于输血而得艾滋病的。与他这样的悲剧比起来，什么孩子考试落选，那只不过是很小的不幸而已。什么丈夫老是很晚才回家，这又能算什么呢？与此相比，艾滋病患者，那该是多么悲惨啊！没有人告诉他们病名，而在这样的孤独中死去。

　　我们得病，衰老，这都是人的自然现象。只是由于现代医学发展了，才变成了问题。并不是说任何事情，只要进步了，就是好的。到了21世纪，病人会越来越多吧。例如：得了心肌梗塞，过去的话，只要一发作就会死亡。而现在，发作三次、四次，甚至十次，也有可能被救活，于是就会经常去就诊，就会住很多次医院。这时候，由谁来负担医疗费用，谁来照看护理。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而现代医学却在无止境地制造着这样脆弱的病人。这种情况下，也有老年人会叹息说：当时不救我就好了。

　　如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能说一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真好”，那么，他就不是善始善终，就是不幸的一生。

　　为了善始善终，我们就要创新老年生活。从医学和生物学角度来说，死亡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如何构筑老年生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蒙田的《随笔》里，有如下的句子。

　　“回顾往昔的岁月，等于重新活过”

　　“柏拉图命令老人们：去参加年轻人的运动、舞蹈、游戏吧，这样，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你们所失去的肌体的柔美，而心情愉快，并可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美丽、可爱。还请你们给与年轻人胜利的名誉，因为，他们的娱乐让更多的老年人快乐了、高兴了。”(原二郎译岩波文库)。

　　老年生活怎么度过,怎么样去死，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与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研究、或者热心的艺术比起来，如何去死这件事要重要的多。这不只是老年人本人的事情，周围的人也不能忘记对他们的关照：充分认识到死的意义，让社会接受他们，让他们能够想起过去的快乐。我希望年轻人，那怕一点点也行，能够学到老年人的生活智慧。另外，老年人本人也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将自己通过辛苦、烦恼而得到的智慧传达给年轻人，认识到衰老前边就是死亡，如何才能善始善终。

　　为了达到善始善终，我希望每个人都应该正确认识衰老和死亡。

　　(1993年2月)

　　9、即使患病，也要生气勃勃——怀念古重兼芳子女作家重兼芳子女士，出生于北海道，于1993年8月22日在枥木县立癌症中心因心力衰竭而溘逝，听到噩耗，不尽愕然。为纪念由我主持负责(财团法人)的人生设计中心的晚期病人关照旅馆的竣工，于9月3日、4日两天召开了有关晚期病人关照的国际研讨会。我为重兼女士做了题为《晚期病人关照——志愿者活动》的特别演讲。

　　重兼芳子女士在两年半以前得知了病情，在故乡札幌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暂时恢复以后，作为预期复发患者，以便进行文笔活动，以便在东京圣约翰会樱花大街医院参加志愿者活动。还经常去拜访由上智大学教授阿尔法斯·迪根主持的“生死之会”事物局，协助对普通民众进行的死亡准备教育工作。各地都请她去做关于晚期病人的关照以及死亡教育的演讲。1993年1月在大阪“生死之会”(代表黑田辉政)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即使患病，也要生气勃勃”的演讲。

　　(刊登于《生与死的思考》第11卷第1号)

　　几年前，我就和重兼女士一起出席过NHK(日本放送协会)和其它私营电台的座谈节目。另外，我本人也在援助迪根先生的“生死之会”，所以，和“生死之会”谋面多次，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刚发现得了癌症的时候，重兼女士认为，手术和治疗如果不在东京的话，就做不好。可是，北海道的女儿来了一封信，劝说她在北海道做，说：北海道也能进行先进的治疗，还可以静心疗养。结果，就在北海道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第一次手术。

　　手术正在进行当中，有人来通知说：她丈夫突然死亡。以前曾经历过哥哥、幼子因病逝去的打击。而这次丈夫对她的打击有多严重，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可喜的是，她从打击中站立起来了。她之所以对晚期病人关照之事如此热心，是因为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从而认为医疗必须以患者为中心，特别是临终的患者，更需要一个以患者为主角的场所，他希望日本也能建造临终关怀设施。因此，虽然病魔缠身，她依然积极投身到临终关怀的志愿者活动当中。

　　从1992年9月到第2年6月，《日本经济新闻》连载了题为《单身生活》的随笔。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那还是她丈夫健康时候的事情。当她把得了癌症的事情告诉她丈夫时，他一下子惊呆了。起初，她还考虑，该怎么样向丈夫说呢。傍晚，她丈夫跟平时一样，下班回家就悠闲的喝着酒。她抑制着自己，不想让丈夫感觉太突然，象泼了一瓢冷水似的。

　　可是，她太激动了，她写道：“我实在抑制不住，而说漏了嘴”。“丈夫莫名其妙的盯着我说‘胡说什么呢？’。我鼓起勇气说‘今天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得的是癌症，需要做手术’。我丈夫一下子脸色发青，我还听到了他咽唾沫的声音。他把头埋的深深的，哼哼地发出呻吟的声音。‘打起精神来，我还要住院、检查呢，病人是我，不是你，我还要靠你呢！’我对丈夫狼狈的样子，真不知如何是好。丈夫，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一棵大树呀！将根深埋地下，将树枝向青空扩展，而我在树下躲风避雨，多年来，一直如此。可是现在，仅仅听到了病名就轰然倒下，显露出胆怯的眼神，在痛苦挣扎。我还能再说什么呀！我悲哀到了极点。好像一下子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孤立无援。”

　　她就是以这种精神状态入院的。手术刚刚结束，丈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一年后，她康复了，参加了志愿者活动。又重新开始了旺盛的文笔活动。真不知这么旺盛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

　　从她的作品推测，她的精力来自于志愿者活动，也就是来自于关怀患了癌症，并且时日不多的患者的工作中。

　　参加志愿者活动，不是为了她自己的快乐，也不是为了别人。只是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我想，她是一边考虑怎么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一边站在弱者的旁边，要努力学习、努力学习。是这样的心情在驱使着她。

　　重兼女士在她前面随笔的最后一回(6月24日)写了这样的文章：“癌症确实是个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癌症，我获得了大家无限的真爱，这真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我不想计算今后还能活多久。只要现在生活得充实，还想要什么呢！不管检查结果如何，也要壮起胆子和这个病魔交往下去。如果需要手术，或者需要化疗，我都接受。积极地做该做的事，并勇敢地迎接死神的到来。”

　　她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和病魔做斗争的。

　　重兼女士是过了50岁才开始文笔活动的。据说，在此之前，她连当作家的梦想都没有过。她写的小说《山谷青烟》，在昭和54年(1979年)上半年获得第81届芥川奖。从此，开始不断的发表作品。如《薄薄的贝壳》、《银色的天空》、《红色的小脚掌》等。另外，还和迪根先生一起编辑“生死之会”的研讨集《丧偶之时》。

　　重兼女士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于1991年4月写的作品《生活态度深的人与浅的人》(海龙社)中，有下面一段话：

　　“年轻时，母亲和我是一对互相排斥的母女俩。如今，妈妈已经85岁了，同样走向衰老的母女俩，在生活中体味着曾经亲密的并肩前行的岁月”

　　太精彩了！年轻时母女互相排斥，对事情的认识也不同，而现在，她母亲已年过85岁，她自己也60多岁了，两个人都已年迈，一边回顾过去与母亲亲密的生活，一边继续着老年的生活。

　　“年轻时，我只注重眼前的‘现在’。但是，我感到，‘现在’的背后有长长的过去，‘现在’的前面有神秘莫测的未来，”同时，还知道了，人具有无法想象的潜力。人所了解的自己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大部分还是未知数。所谓的生活下去，只不过是不断在挖掘自己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自我培养而已。”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年轻人，或者教育社会上想终身学习的人。不过，最近，我把“抚养晚年”也作为自己的课题之一。晚年，自己抚养。我思考的是：自己怎么样衰老？不能把衰老，当作灭亡，而是当做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段路程。为此，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重兼女士说的活下去，其意思也是不断挖掘自己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进行自我培养。

　　“我想拿起笔来，象挥起锄头一样，耕耘自己。可是，地里全是石块，锄头被弹了回来，或者，坚硬的荒地里，根本无法下锄，而无计可施。但是，年轻时的课题，有关生老病死的工作又压在了我的肩上。并且，通过工作，接触到了人类存在的难解之谜。

　　虽然看不到，但是，我还是感到我的耕地在一点一点地扩大。我胆子很小，没有挥起锄头的勇气。所以，耕耘的能量只有从圣经的神仙那里得到。只有把自己托付给神仙，神仙的开拓才会达及自身。”

　　与重兼女士交谈，感觉不到她是个作家。所以，交谈非常融洽。一句话，她是个心底纯正的人。从她温柔的谈话语调可以看出，她具有极高的素质和感性，能与病人的心弦发生共鸣。

　　她知道抗癌药物很有效，也知道做手术可以延长寿命。但是，不安归不安，她仍然接受了这个事实：无论怎么做，该发生的事结果还是要发生的。她说，这样做，就可以把有限的生命靠自己延续下去。

　　她有着“一定要活下去”的旺盛精力，。不过，她也清楚地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那不是人为因素能够干预得了的事情。

　　患者的不安和悲伤，自己已经体验过了，所以，她能和患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因而患者把她就当成了心灵的支柱。

　　听说最近临终关怀病房在圣约翰会樱花大街医院落成了。重兼女士却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在缅怀她的同时，期待着她的全力以赴的生存方式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并祝她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图书》1993年12月号)